卢然:论努尔哈赤人才观的三个转变

抚顺新闻网  07-22 10:04  作者:卢然 A+ A-


天命三年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围抚顺城,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


  努尔哈赤从25岁起兵,到68岁病逝,戎马倥偬,奋斗了40年,终于建立起一代江山,使女真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跨进。这是这个民族的胜利,这种胜利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仅有的。

  努尔哈赤取得的胜利原因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是人的胜利,人才策略的胜利,女真族新文化的胜利。

  努尔哈赤的人才观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逐渐变化的。它经过了由崇物(掠夺)为上到崇人(阿哈变自由民)并重,由宗族(爱新觉罗氏)为上到与投充降将并重,由单一民族(女真)为上到与民族共同体(汉、蒙)并重。这是由于他所处的社会性质和他所在的民族性质决定的。起兵时,人才取之家族,以掠人和掠物为主,人和物混同。具有强烈的奴隶社会战争色彩,人和人才意识是模糊的。进入民族统一战争阶段后,随着以少战多局面的出现,困难重重,于是产生了战争策略,同时也产生了人才策略。这个时期的人才策略,主要反映在对降将的利用上。这里所说的降将主要指野人女真和海西女真人。当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女真人踏进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又主动而广泛地接受汉文化和汉族人才。

  经过上述三部曲,努尔哈赤的人才观才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某些研究者们把努尔哈赤的人才观的形成提前到“十三副盔甲”时,显然有误历史。虽然,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也曾经讲过一些类似“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话语,但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人才选用体系。因为他是人不是神,他不能超越历史,超越社会。

  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向转变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兵微将寡,他依靠的力量,只有其同母胞弟舒尔哈齐以及围绕在身边的“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随着女真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努尔哈赤的族群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时努尔哈赤部族的决策机构除了“五大臣”之外,又多了“四贝勒”。即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个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即使后来努尔哈赤又在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的基础上,扩大了决策机构,提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但是在其决策中枢里,仍并未见有“圈外人”出现在权力核心位置。

  虽然“五大臣”本身也可以从某种角度可以印证努尔哈赤识人、用人方面的高超智慧。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努尔哈赤在崛起之初存在过“任人唯亲”的历史局限。起兵之初也有汉族人才加入,比如范文程、李永芳等,但这些人不但地位低下,只是章京,不但没有成为重臣,而且常被监视。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唯一同父同母胞弟,是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和主要战将。但当他与努尔哈赤之间出现激烈的矛盾以后,努尔哈赤断然采取了强硬措施,被“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及诸物,将其孤立”,又以“族人阿席布未劝止弟贝勒,反加调唆,诛之。”[1]“将大臣乌尔昆蒙兀吊缚于树,下积柴草,以火焚之,借以辱弟贝勒。”[2]类似这样因亲族犯错而迁怒于他人的事例在努尔哈赤征战生涯里并不鲜见。

  上述事件的起因固然是权利争斗的结果,但努尔哈赤认为,“弟贝勒出征未见一超凡之举,于大国之政道未进一善言以慰之,全然无德。”又说,“虽属无德,仍因独一无二,举凡诸物,皆同样供养之。”[3]

  侍卫达尔汉,因办事不利,遭到努尔哈赤的斥责。“我举尔用之,同我亲生四子,视为第五子,擢拔优养,此乃与尔同等之诸大臣所求之不得也。先哲有言:‘掘井饮水,养子得力。’为父我认尔为子,喜爱尤甚,尔何不还报于父?”[4]

  透过上面这些记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时的努尔哈赤的用人标准确有“唯亲”、“唯忠”成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观。

  努尔哈赤称汗之后,为了限制异姓五大臣的权力和地位,陆续将其他成年子孙如岳托、硕托、济尔哈朗、宰桑古等拉到了权力中心。将“五大臣”分隶各固山,使其成为各贝勒所属人众,而且,还寻找机会,对他们屡加斥责甚至处罚。

  事实上,努尔哈赤很早就注意到人才对于族群崛起大业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一个出生在相对落后的部族社会里的他来说,很难彻底摆脱当时的局限,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用人思想是矛盾的。在对待长子阿尔哈图图门(褚英封号)执政的问题上,就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他在权力平衡以及用人问题上的纠结。

  努尔哈赤说:“今我欲令诸子当政,若令长子当政,长子自幼心胸狭窄,并无治国之雄心。倘令其弟当政,又焉能弃兄令其弟执政耶。”[5]努尔哈赤在自己亲口否定了长子的执政能力后,显然心有不甘。于是又说:“为父我若荐用长子,使之专主大国、执掌大政,或可弃其鄙陋之心而存雄心壮志耳。”[6]最后还是令长子阿尔哈图图门执政。

  随着时局迅速的变化,特别是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努尔哈赤的地盘不断扩大,“来归”者日益增多,这时如果继续单纯依靠家族成员的力量维系政治和军事上的统治,显然已不再可能。努尔哈赤的用人思想也在时时进行调整。

  努尔哈赤在选拔自己的嗣继者时说:“如己无才,又不能赞成人善,而缄默坐视者,即当易之,更于子弟中择贤者为之。”[7]如果自己没有才能,又无所作为的人,既或是皇帝的子孙,也不可能继承皇位。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任命了五百余名备御以上的武职官员,皆以“能完成任务”为选拔和晋升的主要条件。这说明,这时努尔哈赤“求才”的视线已经开始逐渐跳出了亲族血统的范围,将目光放得更广,更远。尽管这时仍没有彻底摆脱“唯亲”的思想束缚,但对比较早前的一些做法,显然已经作出了很大改变。

  由单纯倾向武力向文武具备方向转变

  女真族人素以能征善战、作战勇猛而着称。努尔哈赤就出生在一个有着尚武传统的奴隶主贵族世家,从小就受到尚武精神的熏陶。他本人弓马精熟,武艺高强,善于用兵,精于谋略。他的兵将“所射之箭、所刺之矛,皆能穿透,刀砍辄断,是乃天助神刺也。虽频年征讨,贤者无一阵亡。”[8]

  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社会事务管理相对原始、简单,而军事活动是部族的头等大事。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谈判、结盟、和亲活动,最终无一不是靠武力或武力震慑来完成的。因此,他的用人思想也必然紧紧围绕着军事这一核心。凡是大的战役结束以后,努尔哈赤都要擢升有功人员,而有机会得到晋升的,也多是作战勇猛、杀敌顽强、有较大贡献者。他提出“作战勇敢者,赐之以功”,说明这时的努尔哈赤还是将“作战勇猛”作为考核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

  进驻辽东城之后,由于控制区域的扩大,形势也随着发生了变化。降民众多,加上蒙古及其他部族陆续“来归”,民众的生产生活,商贾交易等诸多社会管理事物远非赫图阿拉时期可比。对于多年把军事活动作为优先选项的努尔哈赤来说,急需大量的社会管理人才。他知道,管理一个庞大社会,并使之能够顺畅运转起来,仅靠昔日的“巴图鲁”是无法完成的。实际上,在努尔哈赤称汗初期,他已经预见到了应注意网罗多方面的人才来参与社会管理。他说:“夫为汗者,何事不有,贤者众则各授以职。……作战勇敢者,赐之以功;裨益国政之忠良者,录之辅政;知古通幽者,用之训估;宴所用者,委之于宴;无才善唱者,可歌于众聚筵宴之所。”[9]

  应该说,努尔哈赤的这一用人之策颇具战略眼光。但由于战事频繁,情况复杂,真正将这一策略落到实处还是在进驻辽沈地区之后。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他“遂命各路僻乡,访査贤良有用之人”。[10]

  他告诫贝勒、大臣,选人、用人要不拘一格,用其所长。他说:“全才者有几何。人有所知,即有所不知,有所长,即有所短。临阵勇敢者,拙于村居,村居善宴者,临阵未必善战,故当用人所长。”[11]这说明,努尔哈赤的用人思想已由过去单纯的武力标准逐渐开始向“用人所长”方面转变。

  天命六年六月,努尔哈赤在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说:“凡人无分主仆贵贱,但厌其本国来附于我,竭力勉为,尽其所能,则不念其卑贱,即行擢拔,任职录用。”[12]正是在这一用人思想的指导下,才使“匠人阿哈图被擢升为备御”[13]成为可能。

  让大量非军事人才参与到社会管理活动中,说明努尔哈赤的眼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放宽,执政理念也更趋开明。正是因为这一重大政策调整,才使得后金的控制区域内能够做到相对平稳的过渡。同时,也为后继者的执政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由族人集团选贤,向民族共同体选贤方向转变

  女真族崛起之初,对于征战中俘获的汉族男丁一律采取屠杀的野蛮政策。后来,努尔哈赤逐渐认识到利用俘获汉人的手艺和劳力为自己服务,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便把过去对俘获男丁的杀戮政策改变为“收养”政策,即保全性命,充作劳役奴隶。而对于投降、归顺的汉人将领、生员视其能力给予一定的位置,借以笼络人心。如早期归顺的龚正陆、范文程,以及刘兴祚、李永芳等。

  虽然努尔哈赤在称汗初期对待汉人的政策也作出一定的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汉人的不信任,甚至是戒备心理。无论是范文程,还是刘兴祚、李永芳,他们在归顺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用。很多学者凭这几位归顺后金时间较早,后来又有所建树的的事实,认定努尔哈赤对汉人是一直重用的,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里有必要对上述几位早期归顺的汉人将领、生员的经历做简单分析。

  龚正陆,绍兴人,“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14]。据朝鲜使者记述,此人稍解文字。努尔哈赤会见朝鲜使者时,此人在场参与会见。有学者据此得出“龚正陆是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的判断,隐含努尔哈赤是重用汉人的。而事实上,龚正陆在女真族“更无解文者”的时代,只能是被利用,而不可能是被重用。因为早年的努尔哈赤一直对儒生存有偏见。可以利用,也可以赏赐,但这并不代表儒生在努尔哈赤心中有足够高的地位。这在大量清初史料中难见此人,又不知所终的事实中可得到印证。如果他真是一个“得力助手”,情况断不会如此。

  范文程,居抚顺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八旗军攻取抚顺后,主动投降。努尔哈赤“见而器之,召与语,知其熟于当世之务,使随行”。[15]有学者据此评价努尔哈赤对汉人的器重,然而这也并非是历史事实。说范文程“参与帷幄”,但具体情形无法知晓。直到皇太极继位后,范文程的才能才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他参与谋划了诸多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

  刘兴祚,开原人。史料载:“兴祚,初未入学,冒用衣巾,开原道将挞之,兴祚遂来降”[16]。虽然刘兴祚投奔建州时年纪尚小,但在努尔哈赤称汗时,刘兴祚业已成年。但这时的刘兴祚并未见有什么大的建树。1618年努尔哈赤发动的西征辽东的战争时,他已经担任了多年的备御之职。直到后金进入辽沈,“刘爱塔屡建战功”,才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

  宁完我,辽阳人。天命中降努尔哈赤,初为贝勒萨哈廉家奴。宁完我身份的改变,是在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17]自此大显才华,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的很多建议被皇太极采纳,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太傅兼太子太傅。

  李永芳,铁岭人。原为明朝抚顺游击,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后金兵攻抚顺,李永芳投降努尔哈赤,授三等副将,娶阿巴泰之女为妻,是明朝边将第一位降后金者。捣毁抚顺城之后,努尔哈赤与诸大臣商议说:“当尽心供养该抚顺城游击,使其乐在其中。”[18]从这一表述上看,努尔哈赤劝降李永芳的真正原因并非是欣赏他的军事才能,而更看重的是其归降的“示范”作用。而李永芳也的确不负众望,归降后,为努尔哈赤做了大量招降努力。从表面上看,李永芳归降后得到了三等副将职衔,统领万人,但当他在后金权贵眼里,他始终无法摆脱“奴才”的身份,这从此人最后的归宿中可得到印证。

  真正促使努尔哈赤人才观的转变,是在后金军进入辽沈之后。由于努尔哈赤推行残暴的民族政策,激起了辽沈地区广大汉族民众的激烈反抗。严峻的形式让努尔哈赤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用人策略,单纯任用女真人出任官职进行管理,局势可能会有失控的风险。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宣布:“今辽东地方之汉人,剃发归降者未行诛戮,悉加豢养,各官吏仍复原职。”[19]这一政策对稳定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矛盾最尖锐的辽南地区,努尔哈赤分别任用降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兴祚)、佟养贞等镇守。辽东的各个小堡也基本上是官复原职,像汤站、险山等堡的官员陈九阶、李世科等就是原官重新上任的。”[20]

  尽管努尔哈赤这时候所任用汉官多数是先后归顺的明朝中下级官员,但这足以说明努尔哈赤的用人策略已经作出重大调整。此时的努尔哈赤,视野逐渐开阔,决策日趋开明。他对下属说:“河东俯首降之汉人为我效力,展其所长,故为河西官吏视之为敌也。与其国为敌,为我效力之人,我等若不抚养录用,则彼将何以为生,日后何人再来归附于我展其所长耶。”[21]他还对大臣们说:“诸大臣,汝等荐人,勿思何故举其他之人而逾尔之亲戚。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且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22]

  总体来说,努尔哈赤作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以他非凡的智慧和才能,能够做到恩威并行、举贤贬奸、不拘一格地将各路文臣武将聚拢在一起,共谋大业,并最终走向成功,这充分体现了他成功的用人之道。但必须指出的是,努尔哈赤在识人、用人方面,经历过由相对保守到开明,相对狭隘到开阔的转变过程。如果忽略这种转变,就会远离历史的真实。评价历史人物,要有广阔的历史视角,既要重视其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也要考虑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民族背景。如果说历史人物是一本书,那么我们就不能只看到他人生中的最后几页,而要系统地,全面地,完整地进行审视,只有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认识到努尔哈赤用人思想的转变过程,并不影响后人对其用人思想的整体评价。另外,他思想开放,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比起其用人思想本身更为可贵。

  现在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几句。

  第一,努尔哈赤的人才观的内容是什么?《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记载的是“公信”“忠诚”和“直陈”三条。《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的是“公忠体国”“勤勉效力”“不拘血统”和“一技之长”四条。我们把上述思想归纳成以下三条,即忠、勤、力。“忠”是信仰,“勤”是作风,“力”是功效。这些选材原则和标准,是他进入辽沈以后逐渐形成并成为体系的。

  第二,努尔哈赤人才观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种文化综合结构,它是以女真族传统意识形态为主体,吸纳了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的人才观,所形成的具有时空特征的国策和族策。这种人才观对大清王朝后世皇统直接发生着制控作用。后世皇权提出的“满汉一家”,就是它的衍化结果。

  第三,努尔哈赤人才观的局限是什么?首先是对“人性”的理解和策略。努尔哈赤时代,虽然局部解放了“阿哈”,比如不得杀害,不得买卖,可以转主。但大批奴隶仍然存在,人畜混同现象直到皇太极时代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社会身份没有彻底正位,“才”何以发挥。努尔哈赤的选人用人最主要的标准是“忠”,忠于王和王权,忠于自己,这是底线。为此不知杀戮了多少“人”和“才”,其中包括他的亲子亲弟亲侄亲朋。从后金算起,乃至大清历朝,满人至上,八旗至上始终是基本国策,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才只使不用,社会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努尔哈赤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历史民族的民族英雄,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相交时代,他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谋略,必然深深的印记着和奉行着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的宗法观念。他不可能超越这个文化层,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原引:

  [1][2][3]《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3页
  [4]《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60页
  [5][6]《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6页
  [7]《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128页
  [8][11]《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14页
  [9][10]《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13页
  [11]《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76页
  [12]《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69页
  [14]《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5]《清史列传》卷五 第257页
  [16]《东华录》“天聪三”,天聪二年九月庚申。
  [17]《清史稿》 列传十九 宁完我
  [18]《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22页
  [19]《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64页
  [20]《努尔哈赤评传》作者:腾绍箴(1985 辽宁人民出版社)第289页
  [21]《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76页
  [22]《满文老档》(内阁藏本)第12页

  参考:

  叶高树:《清入关前统御汉官的策略》
  白新良:《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
  董万仑:《努尔哈赤早期汉人顾问龚正陆》
  刘勇,孟祥义:《论太祖努尔哈赤“恩威并行”的方针和 “举贤贬奸”的用人之道》
  姜守鹏:《刘兴祚事迹补考》
  王联斌:《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武德》
  史革新《清入关前对汉文化的初步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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